魏晋之际傅玄简介

	姓名：傅玄	名号：字休奕
	性别民族：男-	朝代：魏晋之际
	籍贯：北地泥阳(今陕西耀县东南)人	生卒：217年--278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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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玄（217年－278年）魏晋之际思想家。

字休奕。

北地泥阳(今陕西耀县东南)人。

自幼孤贫。

博学。

善属文，通音律。

曹魏时曾任弘农太守，典农校尉。

西晋，又历任散骑校尉，驸马都尉等职。

曾被封鹑觚男，故又被称为傅鹑觚。

魏末曾任著作郎,参加曹魏一代史书的编写工作。

历弘农太守、典农校尉等职。

司马炎任晋王后,为散骑常侍,职掌谏议。

屡上疏议政,为武帝所赏识。

后累迁司隶校尉,监察京师百官。

性刚直,从不容人之短。

咸宁四年(278)卒,终年62岁。

傅玄一生著述丰富。

《晋书·傅玄传》载：傅玄“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，评断得失，各为区例，名为《傅子》，为内、外、中篇。

凡有四部、六录，合百四十首，数十万言。

并《文集》百余卷，行于世”。

傅玄的著作现大部佚失，仅存《傅子》辑本和《文集》辑本。

傅玄的人学思想主张以礼教兴天下。

认为如果没有礼义之教，人将不如禽兽。

指出人性既有善可因，也有恶可改。

“澄之则淳而清，动之则流而浊”。

所以先王要随而教之。

礼义之教要“兼济其善”，因善教义，因义立礼。

不能只是“束之以法，要之以功”。

主张根据人性“避害从利”的特点，把礼义之教与“利”结合起来。

“利出于礼让即修礼让，利出于力争则任力争”。

主张“习以性成”，强调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影响。

“正人在侧，德义盈室;鲍肆先入，兰蕙不芳”。

承认经济对道德产生一定的影响，“家足食，为子则孝。

……天下足食，则仁义之教可不令而行。

”认为兴天下有之大本：一曰君臣以立邦国;二曰父子以定家室;三曰夫妇以别内外。

经国立功要息欲明制。

指出“能通天下之志者，莫大于至公”。

至公能使近者安，远者归，天下信之，因而提出“为政在去私”。

此外，傅玄还主张“计人置官”、“分人授事”、“听言审本”、“观事核实”等等。

其思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感和务实性。

(1)人之性如水 傅玄认为，“人之性如水焉，置之圆则圆，置之方则方”。

这个观点表面上看与先秦告子关于人性的理论有相似之处。

告子说：“性犹湍水，决诸东方则东流，决诸西方则西流。

”但告子是以水性说明人性无善无不善，而傅玄则认为人性既“有善可用”，也“有恶可改”。

若无善可用，则教不行;若无恶可改，则不需要礼教。

正因为人既有善端，也有贪得好利之心，所以才要重视礼义教化。

水“澄之则淳而清，动之则流而浊”，人性也是这样。

“先王知中流之易扰乱，故随而教之”。

要“因善教义，因义立礼”。

这样才能“义成而教行”，“礼设而义通”。

如果只看到人性的“贪得乐进”，而不能“兼济其善”，“束之以法，要之以功”，那么即使有“探汤赴火而忘其身者”，也是因好利之心而为之，并非真正为善。

傅玄“人之性如水”的观点主要强调礼义之教的重要性，与告子强调人性无善无不善是有区别的。

(2)习以性成 傅玄认为，人在社会生活中长期的习惯会形成一定的性格。

因为人之性如水，“置之圆则圆，置之方则方”。

故环境对人性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。

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，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不同的品性。

傅玄说：“夫金水无常，方圆应形。

亦有隐括，习以性成。

故近墨者黑。

声和则响清，形正则影直。

正人在侧，德义盈堂。

鲍肆先入，兰蕙不芳”。

因此，必须注意对环境的选择。

孔子曾说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。

“里仁为美。

择不处仁，焉得知”。

傅玄“习以性成”的观点与孔子思想是一致的。

强调了环境对人的影响，看到了后天的染习对人性形成的作用，其中亦包含了人性可变的思想。

故“习以性成”的命题，在中国人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，对后世的影响很大。

(3)为政在去私 傅玄认为，“能通天下之志者，莫大乎至公”。

在傅玄看来，社会政治涉及到广大的人群，要使政治清明，必须得到广大人群的支持，因此“至公”非常重要。

至公则能近者安，远者归，枉直取正，使天下信之。

所以他提出“为政在去私”的主张。

“私不去则公道亡，公道亡则礼教无以立，礼教无以立则刑赏不用情”。

只有去私才能有公心，“有公心则必有公道，有公道则必有公制”。

这就是说，“至公”的内容包括“公心”、“公道”、“公制”。

其中强调了从思想(心)到理论(道)，从理论到制度(制)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。

他认为，只有这样才可以正天下。

傅玄说：“能行至公者，莫要乎无忌心”，无忌心则能“进者自尽，而退者不怀疑。

”傅玄“为政在去私”的主张，虽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而提出的，但其中却包含着一定的普遍性和合理性。

尤其是“有公道则必有公制”的思想，接触到社会政治体制、法律制度等国家刑政与“公道”、“公心”的关系，在一定程度上，脱越了传统的道德中心论的影响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